贾也

 

贾也：刀刺辱母者案——诛且旌，青年于欢的社会救赎

 

刀刺辱母者案，上亿条评论，原因是大家都强烈的代入感，都面临一个换作自己将如何面对的迫切问题。上一篇我谈及刺杀辱母案，以“情感归情感，法律归法律”作主基调，试图从法律层面解读该热点事件，但情感却是支持于欢的反抗的。结果得到的是我写时评以来被喷得最狗血淋漓的一次，几百个辱骂的评论都不好意思放出来。

看来这个事件引起的舆论风波，群情激愤，同情苏银霞、于欢母子无疑成了某种“政治正确”，不能有丝毫质疑的。面对这个热点事件，我历来态度是这样的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，不妨让新闻再飞一会，说不定过几天又会变的！

 

一、于欢并不可耻

先来摆明态度，我从来都是友军，不喜勿喷，以免误伤，但我的主基调依然未变！

我不同情被刺者杜志浩，他死有余辜；我也不同情受辱者苏银霞，她咎由自取。更可恶的是，她连带毁了儿子于欢。

说真的，我只同情于欢这个青年，他做了一个血性男儿应该做的，所谓“匹夫之勇，血溅五步”，他没毛病。

于欢的行为，于情于理于法，都属于正当防卫的，但也确属防卫过当，因此，被判刑是符合法条的，但真的罪不至于无期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还是一个原则——法律的问题回到法律本身！

《刑法》规定“正当防卫”应符合四个条件：一是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；二是必须在不法侵害“进行时”；三是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行为人；四是正当防卫并不能无限开火，也有限度的。

同时，《刑法》又规定了几种情况可以无限正当防卫的，主要是针对正在进行的杀人、绑架、强奸等暴力犯罪。在这些情况下，对不法侵害人可以采取一刀捅死的办法的，称为“无限防卫权”，不仅被害人可以进行“私力救济”，旁人也可以“见义勇为”的，依然属于正当防卫的。但是，一旦这种不法侵害已结束，就不能通过“私力救济”的方式了，因为那时是可以通过“公力救济”的方式实现正义的，即通过法律审判将罪犯绳之以法的。

好，现在我来分析一下于欢的“匹夫之怒，血溅五步”的具体行为。

于欢的“拔刀相向”，确实基本符合正当防卫的。鉴于杜志浩等人的要债团伙有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以及猥亵、侮辱其母亲的行为，对于欢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不法侵害，而杜志浩作为要债团伙也是不法侵害的主要行为人。

那问题又出在哪里呢？就在于青年于欢有没有这个“无限防卫权”。黑社会要债团伙头目杜志浩的行为构不构成严重的暴力犯罪：“杀人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他们要的钱不是要命；“绑架”也有专门的司法解释。最后就只剩下“强奸”这一条了。

从法庭质证的内容来看，杜志浩构成的不法侵害，并未像新闻报道中疑似“强奸罪”，更符合“猥亵罪”和“侮辱罪”的法条规定。更重要的一点，于欢采取的“正当防卫”的行为，事实上是发生在其母被辱之后的一个小时，即在施暴的“事发后”，而非施暴的“正当时”。从法律上的技术规定上，于欢的行为确实属于防卫过当了。另外，我们从法院判决书中看到，杀辱母者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，那就是有一个被害人是在逃跑中被被告人抓住并捅伤的，被告人对其的伤害行为应当属于事后的。

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无疑。但案件最大令人激愤的地方，或者说是引来舆论狂欢还是与出警的民警“不作为”有关，于欢采取“匹夫之怒”的行为正是民警“不作为”导致的。

也就是说，这是在于欢请求公力救济不能的前提下，最后迫不得已才采取了私力救济的，只是“困兽犹斗”的表现，这更显示出其防卫行为的必要性。因为出警的民警是于欢唯一的希望。但结果是希望彻底没了，众所周知，法律是弱者最后的希望，这个希望没了，陷入绝望困境的人是不可能坐以待毙的，最终会做出最后的反抗！

于欢的“匹夫之怒”，让我想起俄国诗人一句话“当社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时，不要忘记你身后还有一条路，那就是犯罪，记住这并不可耻！”

所以说，于欢的行为真的并不可耻！对于他的行为，我们应该抱着“诛且旌”的态度。

我看了法院的判决书，能感觉到法官已经从轻处理了，但还远远不够到位的。法律是用来解释的，法院往“正当防卫”或者至少是“防卫过当”上解释，这是可以说得通的。再者，法律是工具，不应该与大众朴素的正义感相违背，法律应该是成全你我的善良，毕竟法律的问题回到法律本身，即《刑法》的第一条，就说明了立法的目的，是为了“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民”的！私以为于欢在10到15年，甚至可以更低的刑期更显得法律的公平与正义。

 

二、社会却是可耻的

当然，法律不仅追究一个“出于义愤”采取“正常行为”的青年，更要审判黑社会要债团伙的“寻衅滋事罪”、“非法拘禁罪”、“侮辱罪”等一系罪行和出警的民警“渎职罪”的，毕竟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的！这才真正彰显出法律的公平与正义！
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黑社会的“恶”和公权力的“恶”才是我们社会恶化的最大的毒瘤，简直要将我们社会往水浒般的世界带的节奏。既然是水浒般的“坏世界”，那么就难免会滋生出林冲的“好土壤”。

刺杀辱母者案背后，其实还反映了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，比如在经济活动层面：一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，二是民间借贷的乱象；再比如在社会管理层面：一是黑社会的猖獗，二是执法部门的不作为，等等问题，就不一一枚举了。

当然，这些问题又是互为因果关系的。因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，才促成了民间借贷的乱象；也因为执法部分的不作为，才导致了黑社会猖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问题早就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了。

说到案件的根本，这些问题才是刺杀辱者案的关键之所在。当下一个于欢出现时，只要背后的社会问题没有人重视，希望就仍然只能寄托于媒体，再一次靠舆论跟法律死磕了。这并不是舆论的胜利，也不是法律的胜利，而是我们社会的失败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耻辱！

我们的社会确实缺乏一味药，那就是法治思维，包括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政府，也包括形成民意汹汹的芸芸众生，都缺这味药。

很多人连法院的判决书都懒得看一眼，都开始纷纷站队了，死心塌地地认为苏银霞是被高利贷迫害的良民，同情泛滥到极致，纷纷“抖机灵”起来，有人说：“连你妈都不能保护，你拿什么来保护这个国家！”也有人上升到家国天下起来，说“母辱不护，国辱何御！”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舆论高潮，嘴炮们开始临场发挥正义感来迎合大众的审美。我看真可以了，厉害了，你的孝；我服了，你的忠！

在我眼里借高利贷的和放高利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！放利贷的就不说了，基本上都是混黑社会的，至于借高利贷的人，不是嗑药的毒鬼的就是烂赌鬼。刺杀辱母者案，其实是从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借贷开始的。

目前从多方面汇聚起来的资讯来看，苏银霞也并非好鸟，已经三次被法院登入“失信被执行人”名单，根本不是媒体所描绘的被高利贷迫害的良民，除了欠黑社会高利贷的，还欠其他人几千万，其中浦发银行就次了800多万，聊城润昌农村商业银行也申请查封苏银霞570万的资产，根本不是什么正规渠道融不到资，实际上她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非法集资的犯罪嫌疑人，甚至有人举报她本人也是民间放贷人，事发前警方已经在调查了！

高利贷的利弊，相比我们这些以吃瓜为乐的吃瓜群众，想必作为精明的女企业家苏银霞更加心知肚明，但她仍愿意去借，说明利大于弊的，或者说企业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，已经成为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了。高利贷这东西，是毒，但也是药，即为毒品，虽然它不合法，但是发生借贷时，毕竟是你情我愿的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说白了，也是一种民间契约。错在错在他母亲苏银霞身上，本不该向黑社会借高利贷，最后所遭遇的凌辱也并不意外，意外的是，她的儿子为她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既然这是一个刑事案件，既然我们大家都想追求法治，那法律的事就应该交给法律的。须知，最怕的并不是不讲情，而是不讲法啊，“法将不法”那才是真正的水浒般的世界！

当然，我们是也不能全排斥讲情的，但不能再有“人多就占理”的无理取闹的思维了。情与法虽然分离并行，但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，共同前行的。

大家都知道，法律的正义是可不能自我伸张的，确实是需要公众来努力推动的，所谓“法不外乎人情”，人情恰恰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冲击，从而带动法律前行的，让法律变得坚挺起来。但这股情感必须从法律的角度思考，或者说怀揣法治的信念，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用法律来辩驳判决，让刺杀辱母者的于欢适用于更合理的法条，让对于欢的审判回到正轨上来。于欢需要的是法律的审判，并不是舆论的审判，舆论从来只有助推法律的，并非成为裁决是非的准绳，也就是说，于欢到底属不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需要法律的裁定的。只有大家都能够站在法律层面来关注此事，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对一个于欢的“诛且旌”的救赎，更是一次对社会公众最大范围普法教育。

“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方得始终”，只带着法律思维的情感，才能让我们社会在法治轨道上运行，才能让大家感受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，从而让我们社会更富有法治精神和人文主义色彩！

看我时评多年的人，最后我再次向你们表明一下我的态度，我是满怀赤诚之心，希望能与大家一起共同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！写作只不过是我的业余爱好，对于社会热点事件只是一枚看客而已，但我却怀着专业的心，既不为公权背书，也不会为民粹站台，从来都是两头不顾的，又是两头遭骂的，但我喜欢这种存在感。

诚然，我自信拥有了鲁迅般的笔触，但却怀揣着却是胡适的胸襟——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。问题并不可怕，问题的意义是用来解决的，最怕问题徒徒地引来只是狂欢的群沫，没有去解决，那么问题就永远地成为问题了！